資料，偷竊，轉譯與在地化。米家碎碎念：基本上所有想接觸左派或是想辨別眼前的左派是甚麼樣子的思想的人都該閱讀這一小篇文章。
作者：萊謝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
原載於《遭遇》（Encounter）雜誌，1978年10月
格言：「請向後向前走！」（"Please step forward to the rear!"）這是我曾在華沙的一輛路面電車上聽到的請求的粗略翻譯。我建議將其作為那個永遠不會存在的強大「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的口號。
## 保守主義者相信：
在人類生活中，過去不曾有、未來也不會有任何不以惡化和弊端為代價的進步。 因此，在考慮每項改革和改良方案時，都必須評估其代價。換句話說，無數的「惡」是可以並存的（意即我們可以全面且同時遭受這些痛苦）；但許多「善」（好事）卻會相互限制或抵消，因此我們永遠無法在同一時間充分享受所有的善。一個完全沒有平等、也沒有任何自由的社會是完全可能存在的，但一個將完全平等與完全自由相結合的社會秩序卻是不可能的。這同樣適用於「計劃」與「自主原則」的相容性，以及「安全」與「技術進步」的關係。再換句話說，人類歷史沒有幸福的結局。
我們不知道各種傳統的社會生活形式——家庭、儀式、國家、宗教社群——在多大程度上是讓社會生活變得可以忍受甚至成為可能所不可或缺的。 我們沒有理由相信，當我們摧毀這些形式或將其烙上不理性的標籤時，我們就增加了獲得幸福、和平、安全或自由的機會。我們無法確切知道，如果廢除一夫一妻制家庭，或者將歷史悠久的安葬死者習俗改為出於工業目的而對屍體進行理性的循環利用，會發生什麼事。但我們最好做最壞的打算。
啟盟運動的固定觀念（idée fixe）——即嫉妒、虛榮、貪婪和侵略性都是由社會制度的缺陷引起的，一旦這些制度得到改革，它們就會被一掃而空——這不僅完全不可信且與所有經驗相悖，而且是非常危險的。 如果這些制度如此違背人類的真正天性，那麼它們究竟是怎麼產生的？寄望於我們能將博愛、愛和利他主義制度化，這本身就已經是一張可靠的專制藍圖了。
## 自由主義者相信：
古老的觀念——即國家的目的是保障安全——至今依然有效。 即使「安全」的概念被擴大，不僅包括通過法律保護人身和財產，還包括各種保險措施：人們在失業時不至於挨餓；窮人不至於因缺乏醫療救助而等死；兒童應有接受免費教育的機會——這一切也都是安全的一部分。然而，安全絕不應與自由混為一談。國家並非透過行動和監管生活的各個領域來保證自由，而是透過無所作為（無為）來保證。事實上，安全的擴大只能以犧牲自由為代價。無論如何，讓人民幸福並不是國家的職能。
當人類社群的組織方式使得個人倡議和創造力再無空間時，它們不僅面臨停滯的威脅，還面臨退化的威脅。 人類集體自殺是可想像的，但一個永久的人類「蟻塚」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我們不是螞蟻。
一個消除了所有形式競爭的社會，極不可能繼續擁有創造力和進步所需的刺激因素。 更多的平等本身不是目的，而僅僅是一種手段。換句話說，如果爭取更多平等的鬥爭結果只是拉低了那些境況較好的人，而不是提升了弱勢群體，那麼這種鬥爭就毫無意義。完美的平等是一個弄巧成拙的理想。
## 社會主義者相信：
以追求利潤為生產體系唯一調節器的社會，所面臨的災難與利潤動機從生產調節力量中完全被消除的社會一樣嚴重，甚至可能更嚴重。 有充分的理由為了安全而限制經濟活動的自由，也有充分的理由讓金錢不能自動產生更多金錢。但是，對自由的限制就應該準確地稱為限制，而不應該被稱為更高形式的自由。
僅僅因為一個完美、毫無衝突的社會是不可能的，就斷定所有現存的不平等都是不可避免的、所有賺取利潤的方式都是正當的，這是荒謬且虛偽的。 那種導致人們驚人地相信「累進所得稅是一種不人道的可憎之物」的保守主義人類學悲觀主義，與作為古拉格群島（Gulag Archipelago）基礎的歷史樂觀主義一樣令人懷疑。
應該鼓勵將經濟置於重要社會控制之下的趨勢，即使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官僚機構的擴大。 然而，此類控制必須在代議制民主的框架內進行。因此，至關重要的是要設計出能夠抗衡因這些控制本身增長而對自由構成威脅的制度。
就我所見，這套調節性觀念並不自相矛盾。因此，成為一個保守-自由-社會主義者是可能的。這等於是說，這三個特定的稱號不再是相互排斥的選擇。
至於我在開頭提到的那個偉大而強大的國際組織——它永遠不會存在，因為它無法承諾人們會得到幸福。
——摘自萊謝克·科拉科夫斯基《無休止審判的現代性》（Modernity on Endless Trial,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0）。